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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来源
徽人经商,源远流长,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,以后代有发展。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,发展于元末明初,形成于明代中叶,盛于嘉靖,明成化、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。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,嘉庆、道光年间日趋衰败,前后达六百余年,称雄三百年,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,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以至日本、暹罗、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。其商业资本之巨,从贾人数之众、活动区域之广、经营行业之多、经营能力之强,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,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。
    徽州素称“东南邹鲁”,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徽商,一个显明的特点是“贾而好儒”,“贾儒结合”。徽商的本质是儒商。“儒商”,实际始于徽商。因徽商好儒,亦儒亦商,或先儒后商,或后儒先商,总之是商儒结合,才有了儒商之称。 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,而儒商则孕育其中。 
南宋迁都临安(今杭州)后,政治经济中心下移,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,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。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,南来北往的要塞,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,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。《江南通志》亦称徽州”咸有溪山之胜,然岭谷险陋,壤地硗瘠,水湍悍,,少潴蓄。不雨易枯,骤雨则山涨暴至”。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,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,而丰富的物产、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。
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,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。徽州向为“东南邹鲁”、“文献之邦”, “新安为文公阙里,后先相望,斯文盛昌”,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,儒风独茂,代代相传。朱熹虽生于闽,宦于闽,而其文多自称“茶院九世孙”,又称“新安朱熹”,即不忘其旧。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,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,朱子之学转相授受,历朝不绝,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——新安理学。徽州人无论为官、为商、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,数百年来,徽州文风炽盛,人文蔚起,名家辈出,风俗淳厚。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,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明代徽商黄崇德,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,起初他有志于举业,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,一年之中盈利数倍,成为大贾。歙人闵世章少孤贫,九岁辍学。长大后发愤自学,精通文史。一日读《史记?蔡泽传》,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,遂立志法其所为,只身奔赴扬州,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。数年之间,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,于是自筹资金,独立经营,后来终于成为“家资百万”的大盐商。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: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,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。
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,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,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,先儒后商,先商后儒,或儒或商,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,见利思义,以义取利,讲究诚信商德,不欺妄奸诈,货真价实。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,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,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。这种官商互惠、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,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。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,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。由此看来,文化性,地域性,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。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。
概括起来:徽商精神就是认祖归宗而起源的能纳百川,凝心聚力的团结精神;崇尚知识,科学预测,把握规律,与时俱进的创业智慧;循规蹈矩,依律从商契约意识;乐善好施,注重公益,诚信为本,重义轻利的行商品德;开拓进取、矢志不渝、百折不回艰苦创业的“徽骆驼”精神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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